可以说，外界对案件信息发布效果的反馈信息对重要案件信息发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及完善非常重要。

(27)按照新《道交法》，当事人可以就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提请交警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意味着交警调解不再是诉讼的前置程序。③何帆：法官多少才够用，载2013年6月7日《人民法院报》。

在当下的我国，可能正是法治话语流行，民主观念淡出甚至颇受非议，导致了公民参与和政治审议对于立法和政策选择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产生了对诉讼的高度依赖。[22]王贵秀：冲破极左阻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载《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4期。再看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下文简称《道交法》)。尽管顶层设计强调法院政治功能的初衷无可厚非，但改革的进程正受到紧迫维稳需要的绑架：它一方面表现于进步性改革措施因为领导人的支持得到迅速落实，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先前的改革措施很快被新的司法政策否弃或虚置，这就使得司法改革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它日积月累地消耗着人们的热情，却难以形成累积性的制度成果。(23)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迫使政府尊重产权的政治性压力，叠床架屋的修宪、立法以及大开诉讼闸门都不会奏效。

见林洁：华为万人辞职事件，载2008年7月21日《中国青年报》。降低诉讼费已成为便民措施的重要方式，它对案件量的增长贡献巨大。②参见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部分。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在于推动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审理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案件。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所表达的，我说的对，不是因为我正确，而是因为我有权力说。在政策有意无意地引导下，群众大量通过群体性事件、制造公共舆论以及上访信访等方式越级表达诉求，客观上导致各级党委对司法机关的控制能力大幅度提升，进一步削弱了司法机关先天不足的独立性。用法官的话说，他们是看不到希望。

基层司法机关面临日益艰难的法律环境，群众闹访、领导干预、信访不信法、案件量剧增、判决质量不高、重大冤假错案频现、法官待遇偏低、工作量过大、队伍不稳定、司法机关权威不足、司法判决得不到尊重，等等，这些状况迫使基层司法机关不断尝试改革。如果说，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必须鼓励各级地方司法机关乃至党政机关积极探索各地司法改革的路径以及中央司法改革要求的实现形式，那么，各地参与司法改革的动力就来自其必须面对的问题，即各地党政司法机关何以愿意、乐于、敢于积极参与改革？而不是以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的方式，以完成任务的心态，应付差事？ 毋庸讳言，目前存在应付式的司法改革方案，存在眼睛向上、做给中央看的司法改革方案，这并不奇怪。

一种是由中央完成顶层设计，有组织推进的。2014年12月28日，上海市成立全国首个跨行政区划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成立。如果说，以往的改革，中央鼓励各地自行探索，杀出一条血路，那么，今后，中央则要加强统一领导，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不会再允许或者默许地方闯红灯、遇到红灯绕着走的现象。所有自下而上的司法改革，都是本地在压力之下而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

新的司法管辖规定体现了跨行政区划管辖案件的要求，从制度上防止对审判工作的不当干扰，确保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因此，在落实过程中，必然重点考虑如何实现中央意图，中央也必然要求各地要在自己所框定的范围内结合本地实际进行改革。为此，该院至迟于2011年就在全市两级法院开始了包括合议制(审判长负责的团队制)、员额制、司法文书制作、待遇分配制等内容的改革，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经过与组织、人事、财政、编制等部门的协商洽谈，至少在与待遇密切挂钩的法官职级确定与增量经费两个方面获得了支持，提高了一线法官的待遇，部分具有法官身份的法院领导主动要求转为法官身份，放弃领导岗位。应该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导的深圳法院系统改革，在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上级法院的密切关注、监督下，积极、稳妥推进，成效非常显著。

遑论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党派、宗教信仰、性别、年龄、肤色人群之间绝然不同的行为习惯。只有在没有风险或者风险不大的情况下，地方性因素才可能被考虑。

全国法院都存在对外面临司法公正，对内面临队伍稳定的问题。毕竟，地方国家司法机关所需资源主要来自本地。

④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于2014年11月6日，以审理专利商标等行政授权确权案件为主，兼顾审理民事案件。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明白地昭示：单纯地以暴力相威胁的强制，依靠上级施加压力推进的改革，效果并不显著和持久。中央和上海的司法改革方案要点，通过各种形式，率先在多种媒体上陆续披露。改革多年，干部队伍都在着力解决要我干向我要干的转变，当前司法改革，也面临这个问题。况且，在一个成熟的法律体系中，有明确法律规定答案的情况，从节约司法资源的角度，也应该通过制度性条件将其排除到司法程序之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人财物省级统筹、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等司法改革任务。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充分发挥各级司法机关在司法改革中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依法依规积极探索，是司法改革成功的基本前提。但是，当中央有关司法改革的决定形成并下达后，各地或许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从逻辑角度看，各地政法委最应该关心的是中央政法委对自己所制定方案的评价，稳妥并避免冒进才是正确选择。恰恰相反，法官检察官对此评价普遍不高，网络上不时传出法官检察官辞职的消息，似乎是这些方案受到了冷遇。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一系列的改革，在法院内部，也达到了各方比较满意的效果。广州市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委员分别来自4个界别，法官委员和其他委员的比例为5∶4。

假如各地党委主持制定司法改革方案。社会事项的处理首先是社会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依照法律也好，依照道德、习惯也好，都可以。除了法律，国家司法机关断然不应该成为其中某种行为规范的强制执行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是否结合本地实际，就会成为次项选择。

事实上，在不同地方之间，在贯彻中央决定方面，只要提供足够的制度约束条件，也会形成竞争性局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单位之一。

尽管司法必须遵循依法裁判的规律，但即使排除法律之外的干扰因素，例如四中全会要求杜绝的非法干预现象，法律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会给司法工作带来困扰。必要时，可以通过有关社会性组织，诸如行业协会，加以裁决。

之后，中央政法委还成立了司法改革的领导机构，统筹中央层面司法改革工作，把司法改革的权力从最高司法机关，相应统一到中央政法委。其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了全国法院系统首个法官遴选委员会，遴选委员会主任由北京高院院长慕平担任，委员由最高法、市人大内司委、市委政法委、市人力社保局、市知识产权局、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律师协会以及北京三级法院的法官代表共同组成。

例如，由于司法机关有条件通过所掌握的司法资源与实力部门领导搞交易，以牺牲司法公平为代价，解决法院工作中的实际困难，那么，当地党委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司法保障水平，去除法院的担心。当前的司法改革也遭遇到相同问题。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则必须依法解决。无数的失败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例如，经济发达地区普遍面临案件量偏大而法官人手不足的难题，解决办法无非两种：一是增加法官数量。同一类案件，不同的判断，形成了此类案件判决规律。

该《决定》提出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2]23顶层设计尽管或者消除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争议，但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基层，必须依靠基层的力量化解。

富有成效的司法改革，需要认真处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使法官、检察官、地方各级司法机关自觉自愿地参与改革，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所设计的解决方案一定会设法激励有办案能力的法官承担更多的办案权力和责任，而不是相反。